─── 毕加索的东方知音
张仃，著名艺术家、教育家、清华大学教授、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先生因病医治无效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3岁。张仃先生七十余年的艺术生涯，跨越漫画、实用美术、艺术设计、展示设计、舞台美术、动画电影、装饰绘画、壁画、中国画、书法、艺术批评、美术教育等诸多门类，以其丰沛的艺术激情与超常的艺术能量，成为解读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经典文本，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“大美术家”和20世纪中国美术的“立交桥”。
张仃作品《红火的峁峁峁》
他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、全国政协会徽和开国纪念邮票的设计，诗人艾青说他“走到哪里，摩登就到哪里”，他涉足多个艺术领域且成就卓著，无论漫画、年画、书法、壁画、宣传画、装饰
画、水墨画、焦墨画还是工艺设计，更有人说他是“一部活的现当代中国美术史”……
张仃自画像（90年代）
为艺术差点丢了性命
“他这个人，除了艺术之外，什么都不在心里！生活自理能力极差。”夫人灰娃对记者说。他也是一个对政治远不如对艺术敏锐的艺术家，这让他在多次政治漩涡中吃了大亏。
幼年时，张仃便显现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，五岁时自学中国画，临摹了如《偷桃图》、《封侯挂印图》等一大批传统画作品，尤其是擅长画猴子，惟妙惟肖。这让私塾先生的父亲很高兴，把他送往北平求学，并不奢望出什么大成绩，只希望他将来能有一口饭吃。
9·18事变发生后，日本人占领了热河，父亲失业，还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的张仃，因失去了经济来源，生活异常拮据。内忧外患，使得他很不习惯呆在学校过着成天勾工笔、画仕女的安静生活。他开始喜欢上了鲁迅的作品，一本《伪自由书》常放在身边。
为了表达对国民政府的不满，他创作了一大批抨击时弊的漫画，发表在一些进步刊物上，颇得读者喜欢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串联学生，参加各种抗日救国组织，是当时颇为“前卫”的自由艺术家。
他的政治立场与行为触怒了国民党当局，1934年夏天，他因筹建左翼美术联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，先押往南京，但念他“年幼无知”，只让他在“苏州反省院”“反省”三年，最后也只让他呆了半年，这是他第一次因为艺术成为了“政治犯”。
从“苏州反省院”出来后，张仃先去了上海，后来去了延安，在“鲁艺”执教。
1949年，张仃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任实用美术系主任，当时，他领导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，参与了国徽的设计工作，他以天安门为主体的设计方案得到领导的认同。
“一手伸向生活，一手伸向传统”
新中国刚刚成立，国家重建与文化复兴是两大课题，中国画又是文化复兴中的重要部分。
关于如何改造传统的中国画，当时有两大派别针锋相对，各不相让，一个是主张推陈出新、全盘西化的虚无主义，另一个则是主张老祖宗的东西坚决不能动的保守主义。张仃对这两种看法都持保留意见，主张“一手伸向生活，一手伸向传统”，并主张中国画改造要与生活结合起来，走写生的道路。
张仃认为，相比那些阳春白雪、单纯追求趣味、严重脱离现实的所谓“高雅”艺术，根植于民间生活的艺术更具有强劲的生命力，所以，只有深入生活，中国画才可能有希望。
张仃说：“画山水画，少不了造险。险从何来？从大自然中来，从生活中来，从自己的感觉中来。如此，其险可倚。”
1954年，张仃、李可染、罗铭一行三人，到上海、苏州、杭州等地写生。几个月后，《李可染、张仃、罗铭水墨写生展》展出，在全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。上海、南京等地的画家纷纷效仿。
与毕加索相遇
如果问张仃，一生中，他最喜欢哪位画家，张仃的答案一定是：毕加索！
1956年，世界博览会在法国举行，张仃领命前往，主要任务是设计世界博览会的中国馆。去法国之前，张仃预感此行能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毕加索。于是，他细心准备了礼品，一个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常见的门神年画，另一个则是齐白石的水印画册。
当张仃设计完中国馆，在旅法画家赵无极的相伴下，四处搜寻毕加索的画册时，接到了前来法国访问的中国文化代表团的电话，让他赶快加入代表团，张仃欣然答应。
加入代表团不久，张仃便提议去拜见毕加索。在法国南部坎城的别墅里，张仃终于见到了毕加索。
当时，给毕加索送礼的事是由代表团一名女政工干部主持的，这位干部认为门神是中国封建迷信的象征，所以不能送门神年画，怕这样会影响新中国的光辉形象，这个决定让张仃很遗憾，他坚信毕加索一定喜欢他准备的门神年画。于是，张仃便把那套齐白石的水印画集送给了毕加索，毕加索也回赠给张仃一本自己新出的小画册，并在小画册上用蓝色的铅笔签上了“张仃”两个字，还画了一只和平鸽。彼此互赠礼品结束之后，毕加索专门戴上面具，打扮成一个“斗牛士”，把文化代表团的人逗得哈哈大笑。
这次会面让张仃终生难忘。两个月后，张大千去拜访毕加索，毕加索说：“我真不明白，你们中国艺术家为什么要到法国来学艺术。”后来，他还把自己临摹齐白石的画给张大千看，问他画得对不对。显然，张仃送的《齐白石水印》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